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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士良:拔劍首義灑熱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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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東江時報記者嚴藝超

  1982年3月 29日,中國臺灣發行了全套只有1枚的郵票,發行量高達400萬枚。郵票中的主人公不是別人,正是1900年領導三洲田起義,被認為是孫中山先生 “革命同志第一人”的鄭士良。

  鄭士良卒于1901年,年僅38歲。他的死,史學界大多認同清廷派間諜投毒暗殺一說。時隔百年,這樁歷史疑案仍未水落石出,但鄭士良身后的革命運動,已成燎原之勢。且不論鄭士良在三洲田起義時的突出功勛,單就他與孫中山精誠無間的莫逆之交,就足以讓世人感慨和銘記。

  與孫中山結為生死之交

  鄭士良,字安臣,號弼臣,1863年出生于惠陽淡水,其祖父、父親都是鹽運使署的稽查,家境殷實。少年時的鄭士良極其仰慕戰國四君子的結客好義,能紓解國家之難,再加上父輩經常以會黨為耳目。因此,鄭士良自幼就與會黨洪門中人往來。受會黨的影響,他從小舞拳弄棒,練就了矯捷雄健的體魄和豪俠仗義的性格。久而久之,既擅文事又嫻武技的鄭士良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1895年,時任日本輪船公司香港分行買辦的李紀堂聞孫文之名前往拜謁,他“初以為造反者必屬魁形大漢,及見總理與同伴之陳少白、鄭弼臣二君皆恂恂儒者,乃大為傾倒”。

  19歲時,鄭士良從崇雅書院畢業后離家到廣州求學,入德國教會所設的禮賢學校,畢業后又轉入珠江之畔的南華醫學堂學習。在這里,鄭士良與同學孫中山相遇,并戲劇般地結為至交。關于兩人的結識,孫中山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:“于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,其人豪俠尚義,廣交游,所結皆江湖之士,同學中無有類之者。予一見則奇之,稍與相習,則與之談革命,士良一聞而悅服。”

  相投的志趣性格,反清的共同目標,使兩位反清志士一見如故,結為生死之交。一天,鄭士良悄悄地向孫中山透露了他的家世,并告訴孫中山,他已加入會黨,今后如發動武裝起義,他可以負責聯絡會黨,作為主力參戰。孫中山聞聽大喜,慨然應諾,兩人定下了武裝反清誓約。這一反清誓約在孫中山早期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后來,孫中山領導的兩次興中會武裝起義,實際上都是以鄭士良聯絡的會黨為主力而發動的。

  1888年,孫中山離開南華醫學堂,不久后,鄭士良也輟學返回淡水,聯合會黨宣傳社會變革,被推為三合會首領。1895年1月,鄭士良前住香港,參加孫中山組建的興中會,并成為香港興中會負責人之一。在香港期間,鄭士良繼續向孫中山講解中國秘密社會的內容等,告知孫中山會黨是武裝反清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。孫中山在鄭士良影響下,逐漸開始意識到要武裝反清,非與會黨為伍不可。鄭士良對孫中山的作用,正如孫中山自己所說的那樣:“予由革命談論時代進入實行時代的動機,則受鄭君所賜者甚多也。”

  三洲田拔劍首義大敗清軍

  1895年4月,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計劃在廣州發動第一次武裝起義,邀鄭士良從日本回國參與組織指揮和負責聯系廣州、花縣、英德等地會黨。又命令所有惠、潮、嘉各屬會黨及綠林首領諸人俱受鄭士良節制。各地洪門會黨也積極響應,預備在重陽節參加舉義。但在組織發動過程中,因運送槍械不慎泄露了機密,起義指揮者之一陸皓東被捕犧牲,起義宣告流產。為此,孫中山領著陳少白、鄭士良等離開廣州,避難香港。

  1900年,當北方義和團運動全面展開,八國聯軍武裝入侵之時,孫中山認為武裝起義的機會又來了,決定由鄭士良率領鄧子瑜等志士赴惠州,在惠州三洲田大寨發動起義,鄭士良負責指揮,楊衢云、陳少白在香港辦理餉械,史堅如在廣州組織響應,孫中山本人到臺灣設法接濟。起義日期定于光緒庚子年(1900)閏八月十五。三洲田大寨位于惠州歸善縣與新安縣(今深圳寶安縣)交界,“山深林密,路徑迂回,南抵新安,緊逼九龍租界,西北與東莞縣接壤,北通府縣二城,均可竄出東江,直達省會,東南與海豐毗連”(據《宮中檔》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四的德壽奏折),毫無疑問是理想的起義地點。

  光緒庚子年閏八月初,會黨志士起義消息泄露,八月初十清軍突至,遂提前于八月十三舉事。起義軍旗幟上書寫 “大秦國”、“日月”等字樣,會黨志士頭纏紅巾,身穿白布鑲紅號褂。起義軍以鄭士良為總指揮,夜襲新安(寶安)沙灣,清軍潰逃,旋即乘勝向前推進,直逼新安縣城深圳,各鄉會黨紛紛來投,隊伍發展到2萬余人。緊接著,起義志士由橫崗進占龍崗,直趨鎮隆,先后大敗清軍于佛子坳、永湖,轉而謀攻惠州府城。

  時廣東陸路提督鄧萬林駐惠州府城,聽到消息后張皇失措,惠州知府沈傳義、歸善知縣鄭業崇尤為惶恐。他們立命將城門全部關閉,堆置沙包和加上板閘,并急電廣州請派兵支援。兩廣總督德壽聞惠州危急,調水師提督何長清及防務統兵官莫善積率所部集中惠州,又特派前駐惠州陸路提督劉邦盛到惠州募兵,圍剿起義軍。因當時起義志士多用無煙新槍,銳不可當。經一番激戰,清軍大敗,歸善縣丞杜鳳梧、補用都司嚴寶泰等被擒。光緒庚子年閏八月二十四,會黨志士約2000人由永湖出發,擊退清軍大隊,陸路提督鄧萬林中彈墜馬竄逸,俘清軍數百人。

  光緒庚子年閏八月二十五,會黨志士進攻河源縣城,不克。次日,轉往崩崗墟,扎營于雷公嶺,因彈藥不繼,謀出東江,為清軍所阻,乃折而東走,轉攻多祝。當時清軍有一哨兵力守多祝,幸好有內應。當起義軍進攻時,內應打開西邊閘門迎接起義軍,使清兵腹背受敵,至天亮時被起義軍全殲。

  可稱革命者首推惠州起義

  正當起義軍與清軍拉鋸戰的關鍵時刻,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日本駐臺灣總督幫助中國黨人,物資彈藥供應中斷,無法繼續戰斗下去,孫中山依靠日本人力量反清的計劃徹底落空。為此,孫中山審時度勢,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傳信鄭士良,令其自決行止。鄭士良在外無援軍、內乏彈藥的情況下,被迫解散隊伍,僅率少數骨干先后避往香港。

  1901年3月,因惠州起義失敗而寓居日本橫濱的孫中山接受了紐約《展望》周刊記者林奇(GeorgeLynch)的專訪,在談到三洲田起義經過時,孫中山不無自豪地說:“戰斗僅僅持續了20天,從不到600人開始,這些人只有300支來福槍(又稱“來復槍”),每支槍30發子彈。10天之內,他們從清軍手中奪取了1000支來福槍。到20天結束時,他們的人數也由600增加2萬……起義者一共只犧牲了5人,而清軍有500人被擊斃,100人被俘。他們嚴禁任何劫掠和縱火行為,人民很快轉而擁護他們。”此外,黃興對三洲田起義的評價更高:“堂堂正正可稱為革命者,首推庚子惠州之役。”

  讓孫中山引以為豪的鄭士良卻意外地不能繼續協助孫中山革命了。1901年7月,鄭士良奉孫中山之命由日本返香港執行任務,與同志陳和等飲宴于瓊林酒樓,宴畢后竟然暴斃,時人皆認為是清吏使下落毒食品中,鄭士良不知其詐而中毒身亡。鄭士良死后葬于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,為避清廷鷹犬破壞,碑文署名鄭弼臣。

  民國成立后,孫中山追念鄭士良功勛,從優撫恤其家屬,其中保送其長子鄭松云赴英國留學。對于鄭士良的歷史評價,《清史》所述頗為中肯:“興中會為革命草創時期,風氣未開,時能知民族大義而為之死者,大多洪門中人。故廣州、惠州二次起義,皆以會黨畢事,而主之者,鄭士良也。士良初與孫文交,即愿以會黨從,其后卒踐之,亦卒以此懾清吏。蓋廣東多會黨,士良能左右之。士良不去,清吏一日不安。是則士良之暴卒,豈無因哉。”

  1911年12月17日,時人馮緒承在《追挽鄭弼臣》中稱:“君真大漢萬世師,不顧身心,拔劍首倡流熱血;我亦中華一分子,無甚面目,填詞空挽吊英魂。”1983年,近代中國出版社出版《俠骨忠魂——— 鄭士良傳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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